看到一万日元(日本纸币最大面额)上那个日本人的头像,许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以为是哪位天皇。其实他不但不是天皇,甚至连官也没当过,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学者而已。

能够登上这样大面额的纸币,足以证明他的重要性。确实,他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很多读者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可能很多人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和中国有关。

福泽谕吉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位忠实的儒学信徒。福泽谕吉说:“从父亲遗留的手书,便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汉儒。”他崇拜中国文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谕吉诞生那一天,他恰好得偿夙愿,购得了一套中国清王朝的《上谕条例》,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福泽百助坚定地信仰儒学,一举一动都谨尊圣贤的教导,“即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因此自然以儒家之道来治家。福泽谕吉说,“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传统。”因此,“家兄……与纯粹的汉学者一样注重孝悌忠信。”有一次兄弟两个人谈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按孔孟的教导活着,“至死也都是忠信孝悌”。

虽然父亲在谕吉幼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确立的儒者家风却长久地影响着这一家人:“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兄弟姊妹从不吵架。不只如此,无论如何绝不做下流之事。没有人教导我们,母亲也绝不是唠叨的人,我们自然而然如此,这大概是父亲的遗风以及母亲感化的力量吧!”

福泽谕吉开蒙读书之时,日本还处于传统时代,因此他很自然地跟随老师系统学习了从《孟子》、《论语》到《诗经》、《书经》、《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中国经典,自己还阅读了《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大量史书。福泽谕吉说自己最拿手的是《左传》,“大多数塾生只读了十五卷中的三四卷,我则全部通读,且反复阅读十一遍,有趣的地方就背诵下来”。他“因此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从哪个方面看,都早早成了一个儒学学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中国文明中吸取了大量养分的人,后来却坚决地告别汉学,转而激烈批判“咒骂”儒家。他大声宣称,日本要迈向文明,就不能再做“汉儒”的“精神奴隶”:

“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就要变成了禽兽世界……。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败之流毒以至于危害国家则决不可饶恕。我辈所以极力排斥而毫不假贷也。”

这种行为当然是“恩将仇报”,福泽谕吉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他在《自传》中称自己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极恶的邪道。”

那么,是什么让他成了一个“恩将仇报”的人呢?

谕吉对儒学的“仇恨”,首先根植于他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当中。

福泽百助的出身和儒家圣人孔子相似,也是一个低级士族。孔子当初给贵族家当过会计,他也在大阪中津藩担任会计的工作,薪俸微薄,地位低下。

谕吉说,他的父亲虽然博览群书,很有才华,但限于等级世袭制度,满腹经纶无法施展,一直郁郁寡欢地做着他根本不喜欢的会计工作,才到中年就饮恨于九泉之下。因此谕吉说,“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

在传统日本社会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森严不可侵犯,等级意识无所不在。平民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和在路上骑马都是非法的。福泽谕吉后来在《劝学篇》中说,在日本幕府时代,且不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将军饲养的鹰比人还要尊贵,在路上碰到‘御用’的马就要让开,总之只要加上‘御用’两个字,就是砖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贵的东西”。

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到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一张废纸。结果大哥勃然大怒,给了他一顿狠狠的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大夫”的名字:践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向哥哥谢罪,心里却非常愤愤不平。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谕吉从小不断感受到的,是高门第者对自己的歧视。他后来回忆说:“武士阶级的门阀制度非常严谨,一成不变,不仅公事上如此,个人的交往上,甚至小孩的交往,都严守着身份贵贱的等级;上级武士的子弟对我们下级武士的子弟使用不同的语言,连小孩子的游戏都扯上门阀制度,难怪我会满腹牢骚。可是,我和上级武士的子弟到了学校,在读书讨论会上,每次都是我成绩较好。不仅学问如此,在体力方面我也不输他们。尽管如此,在朋友交往或小孩的游戏中都摆脱不了门阀制度,真是霸道。虽然我尚年幼,但仍感到忿忿不平。”

这种出身和经历,塑造了他的叛逆气质,导致他对“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的终生反感。成年之后,他意识到诞生于中国封建时代(越来越多地人认同秦代以前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也即“封土建国时代”——作者)的儒家学说正是等级制度最有力的维护者和辩护士,因此不免回过头对儒家学说的名分思想大加抨击:

“千百年来的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学者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

虽然对基于儒家学说的等级制度充满反感,但是福泽谕吉早年并无法在学理上反驳它,因为在传统东亚社会,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有能力告别儒学,是在他接受西学之后。

福泽谕吉二十岁那年,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黑船来航,日本开国。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所有日本人的命运。

黑船来航使日本全力加强国防,研究炮术成为一时风气。在开国之前,日本已经存在悠久的“兰学传统”(锁国时代,日本和欧洲仅保留了与荷兰通商这一孔径,一批学者借助荷兰文了解外界),时人认为要学习炮术就必须先掌握荷兰文,于是二十一岁的福泽离开故乡,到长崎学习“兰学”。

黑船事件后日本人笔下的美国人佩里形象黑船事件后日本人笔下的美国人佩里形象

福泽在长崎攻研荷兰语原著,学习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天生有一种“为学习而学习”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学习非常刻苦,因此这段学习为他奠定了良好的科学知识基础。

在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它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立竿见影,为西方文化构建了一种整体可信的面貌。在学习了西方近代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后,福泽就开始对中医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医所学不过是些“空虚、抽象、莫名其妙的课程”,同时也开始对儒学产生了初步的反感,感觉儒学不是实学,空疏无用。他后来说:“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读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像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财;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

学习兰学,让福泽意识到西方学术的巨大价值。而后数次出访欧美,更让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为直观和深入。

安政六年冬,谕吉获得一个机会,做为随员随日本使节团到美国交换商约。这是谕吉平生第一次出国,不过因为职务繁忙,也因为语言障碍还没有突破,在对美国物质发达的外表感到惊讶的同时,他对西方的伦理价值感觉很不理解。福泽记载的一件小事,可以显示此时的他对西方社会和文明的隔膜:

当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遂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不是别的,我问的是华盛顿的后代子孙情况如何。那人回答说:“华盛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显得非常冷淡,实在叫人想像不到,真够怪的。美利坚是个共和国,她的总统是四年改选一次,这一点当然我很知道。可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的头脑里存在着对源颓朝和德川家康的传统看法,从这点推想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对上面那种回答,我却非常惊讶,当时觉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根清楚。这个问题在道理上讲,本来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可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上的事情来说,我就有些莫名其妙。

儒家文化强调慎终追远,且不说孔子的后代历代封爵,受人崇拜,连明朝皇室的后代,到清代也能封为“延恩侯”。因此西方人这种对开国领袖后人的冷落在福泽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让他感觉非常“莫名其妙”。

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译员,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英语进步很快,此时语言障碍已经破除,他对欧洲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他感兴趣的许多问题,比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都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回国之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这部书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多,影响了维新政府的政策。

一八六七年,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获得机会再度赴美。使团参观了美国国务院,见到了《独立宣言》的草稿,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福泽自己还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

与西方文明的多次直接接触,使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长短优劣有了深入的对比,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度转变。天生叛逆的他迅速接受西方人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他后来在名著《劝学篇》开头,将《独立宣言》中的“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成“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宣布与儒家的等级尊卑学说决裂。

福泽彻底接受了“西方中心观”,认为西方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而儒学只是一种“半开化”的文化。原本在他看来非常高明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比起来,竟然一下子变成了“糟糠”。

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这样说:“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

也就是说,古代日本在文化荒芜的时候,移植中国文化当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比如当一个人快要饿死时,即便是糠麸也肯定要拿来充饥。然而,当他能够吃到美食的时候,就应马上倒掉手中的糠麸。

他与儒学分道扬镳,在思想上“脱亚入欧”,从此花费巨大精力,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西方文化,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