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写了十多年专栏的前媒体人,我总觉得,追踪热点的评论,不仅仅会沦为口水,更容易出现错误,因为如果不是基于准确的事实的评论,那么不管如何周密的推导,最终的结论和观点,都是一种错误。

也因为这样,这些年刻意远离那些网络上的热点事件,因为放眼望去,只有观点,或者是带有观点的事实描述,甚至是有心或者无意的错误陈述。

王凤雅,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女孩的遭遇,作为一个从网络开始爆发的热点,同样没有摆脱这样的传播状态。所谓的反转,只不过是公共舆论基于错误或者并不足够的信息而做出的价值判断,之后被更多的事实所证明是错误的而已。而“反转”这个词相当危险,因为可以让那些急于下判断,并不在乎事实的人,心安理得。

公共舆论,不管是媒体,还是公众,一开始针对的是王凤雅的家人,“反转”之后,志愿者们成为了众矢之的;当终于有相对比较严谨和专业的媒体介入之后,目前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一个人:陈岚,一位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王凤雅的家人,并且报警的公益人士。

这不是第一次,为频临死亡的残障儿童是不是应该继续治疗而引发争议。2011年的“小希望事件”,和这一次王凤雅事件,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家人因为种种原因决定放弃治疗,外人,也就是像陈岚这样的爱心人士,坚定的认为,放弃治疗,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当事件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变成了公共事件。上一次,陈岚强行抱走孩子,送去了医院,而这一次,她们采取了报警的方法。

事件的结局并没有两样:家人被舆论绑架;即便孩子因为事件被公众关注,从而有了更好治疗机会,但是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因为一个同样的原因,慈善捐款根本不可能支持昂贵的长期治疗以及未来漫长的特殊医护的开支,对于原本不富裕,甚至贫困的家庭来说,他们并没有因为公众关注,而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最终还是要面对一开始他们就无力解决的问题:远远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巨额医疗开支。

2011年,在“小希望事件”发生之后,我和我的同事采访了一些相关的公益组织,探讨如何能够长期有效的帮助面对这类情况的家庭。普遍来说,这些公益组织缺乏专业的团队,透明的账目,因为有些是抱着一腔热情,有些则是把公益当成生意;决定一个公益组织的成功和生存,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因为这样,使得他们缺少了走向专业化的动力和机会。

不过一直以来,我都坚定的认为,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提供兜底的医疗保障,至少让那些,被医生认定,还有治疗机会的病患,不要被迫放弃治疗。而且这还不足够,政府还需要提供对生理缺陷人士对长期支援,同时社会也能够有一个对残疾和生理缺陷人士对包容,让他/她们未来有机会自立和快乐生活。如果只是依靠民间力量的话,能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甚至是不稳定的,这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和他们的家庭,会经历更多的波折,承受更大的痛苦。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专门收养被遗弃的残障儿童的孤儿院,在那里的孩子,都在等着被国外的家庭收养。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外家庭收养来自中国的残障儿童,这些孩子,都能因此获得足够的治疗,就拿小希望的病例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是应该放弃还是治疗的争论,相关的家庭,也不需要担心会因为孩子的这种疾病陷入赤贫,甚至支付不起治疗费,更重要的,是当他们长大后,即便终身需要戴着尿布生活,也不会遭到歧视,或者没有了正常学习和工作的机会。

就在那家孤儿院里,有两个已经超过了16岁的孩子,这是让院方最为担忧的,因为他们/她们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被收养的年纪,而满了18岁,他们也不能在孤儿院里继续生活,院方担心,他们未来在一个对残障人士并不算是太友好,医疗支援并不完善的社会中生活,会很艰难。但是作为一个民间机构,他们能够做的实在有限。

王凤雅的家人要起诉陈岚,这个诉求被媒体广泛报道,似乎只要把传播不实信息的人士告上了法庭,事件也算是有了一个带着遗憾,但是也算是完满的解决。家人起诉,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行为,也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身为媒体,尤其是在和自媒体相比,不管是获取一手资讯,还是传播资讯,拥有更庞大资源的情况下,把焦点只是集中在民间,而不是这个事件,准确的说,是不断在发生的事件背后的原因,从而起到媒体应有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觉得,媒体没有舆论空间),实在是让人觉得遗憾。

这样的事情,一而再的成为舆论焦点,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极端的热心人士,和无奈的家庭,可怜的孩子这样的叙述层面和对个人的道德追问中,那么公共政策又一次的失去了改进的可能。想一想,七年过去了,却还是同样的争论,同样的追问,同样的愤怒,同样的无奈,到底是为什麽呢?